近人對曾國藩非常推崇，毛澤東說，“吾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蔣介石對曾國藩也是視若神靈，1937年蔣經(jīng)國從蘇聯(lián)回國，蔣介石將他安置在溪口讀書，交給他兩本書，其中一本就是《曾國藩家書》。
《曾國藩傳》描寫了曾國藩從一個睚眥必報的孩童一步步成長為一位大儒名臣，反映了他從事道德修養(yǎng)的心路歷程。
讀這本書可以讓人感覺到原來成功是如此簡單;原來成功人士也具有很多普通人的諸多缺點，只是他們懂得如何去克服改正;原來成為一名成功人士是有跡可循的。
曾文正說：“開國之際，若漢唐之初，異才、畸土、豐功、偉烈，飆舉云興，蓋全系夫夫運，而人事不得與其間。至中葉以后，君子欲有所建樹，以濟世而康屯，則天事居其半，人事居其半。以人事與天爭衡，莫大乎忠勤二字。亂世多尚巧偽，惟忠者可以革其習(xí);末欲多趨偷惰，惟勤者可以遏其流。忠不必有過人之才智，盡吾心而已矣;勤不必有過人之精神，竭吾力而已矣。”
他的意思是說，朝代建國之初，奇才異士不勝枚舉，這靠的都是天運而不是人的努力，正所謂亂世出豪杰;在朝代的中期，君子要想建功立業(yè)，天運占一半，人的努力占一半;而在朝代的末期則主要靠忠和勤了。這段話的描述雖有偏頗之處，但是他肯定了一個人在自身成功道路上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
曾國藩從小并沒有表現(xiàn)出多少超于常人之處，相反他個性內(nèi)向、尤好報復(fù)、天生一對三角眼似閉非閉，人稱“閉眼蛇”。
而且資質(zhì)平平并無天賦之才，兩次考取功名不中，最后是在不懈的勤奮鉆研下考得功名。之后他在于太平軍對抗中，由于自己剛愎自用、不擅指揮等原因遭到多次失敗，并三次跳河自殺未遂。但是，與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國藩并沒有長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不斷自我反省、惕厲自己、吸取教訓(xùn)并最終成為一名為后世推崇的大家。
在曾國藩關(guān)于道德修養(yǎng)的論述中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他喜歡把提高修養(yǎng)的做法具體化并羅列成條，以便于實踐。
他把自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心得推己及人用來教導(dǎo)自己兄弟子女和族人，在這種家教的約束下，曾家和睦旺盛，人才輩出。他的兒子曾紀(jì)澤就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曾據(jù)理力爭的為我國收回了烏宗島山及伊犁南境特克斯河一帶，維護(hù)了我國的主權(quán)。
曾國藩家訓(xùn)中，分門別類的涉及了養(yǎng)心、求學(xué)、居家、交往接待等方面。相信即使對于今人，若能按照家訓(xùn)中的道理行事也必能成就一番大事。
曾國藩家訓(xùn)中，有兩處我感觸最深：一是他提到，“讀史之法莫妙于設(shè)身處地”也就是讀史時要做到設(shè)身處地，好比自己正在于當(dāng)時的人對答應(yīng)酬。如果遇到當(dāng)時的事，你自己會怎么做，應(yīng)該擇其善者而取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二是，他提到“作詩文，有情極真摯，不得不一傾吐之時。然必須乎日積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原，其所言之理，足以達(dá)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時無鐫刻字句之苦，文成后無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讀書積理之功也。
若平日盛釀不深，則雖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適之，不得不臨時尋思義理;義理非一時所可取辦，則不得不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飾字句，則巧言取悅，作偽日抽，所謂修調(diào)立誠者，蕩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發(fā)之時，則必視胸中義理何如，如取如攜，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須臨時取辦，則不如不作，作則必巧偽媚久矣。”
也就是說，在寫文章時即使有真情要傾吐，可是道理卻無法表達(dá)清楚，從而不得不臨時去探尋義理，而義理并不是一時就可以獲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以至于作文時沉溺于雕字飾句，想通過巧言來取悅于人，而修辭立誠的宗旨早已蕩然無存，這就更為拙劣了。
我寫東西的經(jīng)常會遇到這樣的困擾，明明自己有很多感情要抒發(fā)可真正開始寫時，卻發(fā)現(xiàn)找不到合適的語言來表達(dá)情感，以至于不得不冥思苦想一些好的句子，到最后想一吐而快的情致往往被破壞，文章或不了了之或索然無味。一直以為這是自己才疏學(xué)淺的表現(xiàn)，沒想到在曾國藩家訓(xùn)中竟然有類似描述，看來這是初寫文章人的通病。而要解決這個困境的辦法，曾國藩有提到那就是要多看書、多思考、多積累。
19世紀(jì)50、60年代的中國政治舞臺上叱咤風(fēng)云的曾國藩一直用“學(xué)業(yè)一無所成，德行一無所許”來自嘲自己。相比而言，我們要做的還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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