豐子愷
猶憶二十六秋，“
盧溝橋事變”
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
夏先生再見。”
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
不曉得能不能再見!”
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后一面，果然這一別“
不能再見”
了!
后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zhuǎn)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jiān)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征，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于在勝利后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
抱恨終天”
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
文壇少了一位老將”
，“
青失了一位導(dǎo)師”
，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xiàn)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同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diào)，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余前，我當學(xué)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xué)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
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xué)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shù)學(xué)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
這好比一尊佛像，有后光，故能令人敬仰。”
這話也可說是“
夫子自道”
。夏先生初任舍監(jiān)，后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xué)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鑒賞）、金石、書法、理學(xué)、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xué)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因此能得學(xué)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jiān)的時候，學(xué)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但這并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xué)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dǎo)，不用敷衍、欺蒙、壓迫等手段。學(xué)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后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xué)生有所請愿，大家都說：“
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
他聽到請愿，也許暗嗚叱咤咤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愿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愿，而替你設(shè)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
五四”
將近。我們做慣了“
太王留別父老書”“
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
之類的文題之后，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
自述”
。而且說：“
不準講空話，要老實寫。”
有一位同學(xué)，寫他父親客死他鄉(xiāng)，他“
星夜匍伏奔喪”
。夏先生苦笑著問他：“
你那天晚上真?zhèn)�是在地上爬去的？”
引得大家發(fā)笑，那位同學(xué)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xué)發(fā)牢騷，贊隱遁，說要“
樂琴書以消憂，撫孤松而盤桓”
。夏先生厲聲問他：“
你為什么來考師范學(xué)校？”
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fā)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
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xué)生做。”
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shù)。多數(shù)學(xué)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xué)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yīng)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后端坐在講臺上等學(xué)生到齊。譬如學(xué)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
下次再還。”
有時他沒有說，學(xué)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xué)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學(xué)生便嬉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紀小的學(xué)生弄狗，他也要管：“
為啥同狗為難！”
放假日子，學(xué)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
早些回來，勿可吃酒��！”
學(xué)生笑著連說：“
不吃，不吃！”
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
銅鈿少用些！”
學(xué)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xué)生的態(tài)度，完全不同。而學(xué)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dǎo)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
爸爸的教育”
，夏先生的是“
媽媽的教育”
。夏先生后來翻譯的“
愛的教育”
，風行國內(nèi)，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guī)煼懂厴I(yè)后，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后辭職閑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guān)系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緣帳，直到抗戰(zhàn)前數(shù)日的訣別，二十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jīng)做了和尚，芒鞋破體，云游四方，和夏先生仿佛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dǎo)師，不過所導(dǎo)的范圍由學(xué)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
走投無路，遁入空門”
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于眾生疾苦而“
行大丈夫事”
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贊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fā)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tài)，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優(yōu)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yè)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chǎn)了，小孩子跌跤了……
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xué)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
人世”
這個大學(xué)校里，這二位導(dǎo)師所施的仍是“
爸爸的教育”
與“
媽媽的教育”
。
朋友的太太生產(chǎn)，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么，八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解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后總要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說。”
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dǎo)鼓勵之下學(xué)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
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么說。”
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
1946
5
月1
日于重慶客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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