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含義：
辛亥革命是指發(fā)生于中國農歷辛亥年（清宣統(tǒng)三年），即公元1911年至1912年初，旨在推翻清朝專制帝制、建立共和政體的全國性革命。狹義的辛亥革命，指的是自1911年10月10日（農歷八月十九）夜武昌起義爆發(fā)，至1912年元旦孫文就職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前后這一段時間在中國發(fā)生的革命事件。廣義上則可指自19世紀末迄辛亥年，中國之一系列以推翻滿清統(tǒng)治為目標的革命運動。
南京臨時政府：
1911年，孫中山自海外歸來，并被選為臨時大總統(tǒng)，南京臨時政府誕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南京臨時政府實行總統(tǒng)制。政府由臨時大總統(tǒng)孫中山，副總統(tǒng)黎元洪和9名部長組成。南京臨時政府中雖然有立憲黨人和舊官僚，但革命黨人占據著主要地位。它是一個以資產階級革命派為主體的革命政權。它的成立，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制的一個嘗試，宣告了兩千多年來中國封建帝制的徹底崩潰。
《臨時約法》：
《臨時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成文法。1912年3月11日，南京臨時政府頒布《中國民國臨時約法》，《臨時約法》共7章56條，主要內容有：中華民國的主權屬于國民全體；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等自由；人民有請愿、訴訟、選舉和被選舉等權利�！杜R時約法》的基本精神是按照西方資產階級民主制度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原則，要在中國建立一個實行議會制和責任內閣制的資產階級共和國。
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比較：
1、相同點：
①產生背景：民族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民族危機的加深；
②主張：在中國發(fā)展資本主義，挽救民族危機；
③影響：都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fā)展，符合歷史發(fā)展的潮流，具有愛國和進步的意義；
④實踐結果：都失敗了，沒有改變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的民族危機依然嚴重；
⑤失敗原因：客觀原因是反動勢力的破壞，主觀原因是本階級的階級局限性和時代的局限性；
⑥二者都屬于資產階級政治運動，都沒有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綱領。
2、不同點：
①代表階層：戊戌變法代表的是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上層的利益；辛亥革命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中下層的利益。
②變革的手段和目的；戊戌變法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方式建立君主立憲的政體；辛亥革命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政府的統(tǒng)治，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③性質：戊戌變法是資產階級的改良運動；辛亥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④戊戌變法沒有觸及封建土地制度；辛亥革命主張用資本主義土地所有制取代封建土地所有制。
⑤實際影響：戊戌變法的法令基本被廢除，其主要在社會上起了思想啟蒙的作用；辛亥革命推翻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打擊了帝國主義侵略勢力，使民主共和的觀念深入人心。
中華民國的建立：
1911年底，各省代表在南京集會，推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tǒng)。
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在南京宣布就職，宣告中華民國的成立。中華民國定都南京，采用五色旗為國旗，改用公歷，以中華民國紀元。1912年為民國元年。會議選舉黎元洪為副總統(tǒng)，接著成立了臨時參議院，以孫中山為首的臨時政府在南京成立了。但是政府中也混入了不少立憲派和舊官僚。
南京政府頒布的一系列措施：
孫中山在領導南京政府的時，頒布了一系列措施：
1、治方面：焚毀刑具，停止刑訊，通令保護華僑，禁止販賣華工，嚴禁買賣人口，禁止蓄奴。
2、濟方面：獎勵和保護工商業(yè)，鼓勵人民興辦實業(yè)，鼓勵華僑在國內投資，設立實業(yè)部，各省成立實業(yè)公司，廢清朝的苛捐雜稅。
3、化教育方面：學校不拜孔子，不讀四書五經，教科書必須符合共和民國宗旨，禁止用清政府頒行的教科書。
4、會生活方面：提倡“自由、平等、友愛為綱”的公民道德，革除歷代官廳“大人”“老爺”等稱呼，禁止蓄辮、纏足、賭博。
1912年春，頒布《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臨時約法》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資產階級民主憲法，具有反封建專制制度的進步意義。
對外方面：
為了得到帝國主義的支持，臨時政府頒布《宣告各友邦書》，宣布承認清政府和帝國主義列強締結的一切條約，承擔過去的外債和賠款，保護帝國主義在華的各種特權和利益，申明條約期滿為止。
領導辛亥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
《中華民國臨時約法》：
以孫中山為首的南京臨時政府公布的、具有資產階級共和國憲法性質的文獻。1912年3月8日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11日公布施行。計分總綱、人民、參議院、臨時大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國務員、法院、附則等七章，共五十六條。
①臨時約法體現(xiàn)了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國家制度。規(guī)定“中華民國由中華人民組織之”，“主權屬于國民全體”，“領土為二十二行省、內外蒙古、西藏、青�！�；“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tǒng)、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tǒng)治權”。
②臨時約法體現(xiàn)了民主主義精神。規(guī)定“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qū)別”。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財產、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信和信教的自由；人民有請愿、訴訟、考試、選舉及被選舉等權利。同時規(guī)定，人民有納稅、服役等義務。
③在政府的組織形式上實行“三權分立”的原則。規(guī)定全國的立法權屬于臨時參議院，參議院有權議決一切法律、預算、決算、稅法、幣制及度量衡準則，募集公債，選舉產生臨時大總統(tǒng)、副總統(tǒng)，彈劾大總統(tǒng)和國務員。對臨時大總統(tǒng)行使的重要權利，具有同意權和最后決定權。
臨時大總統(tǒng)代表臨時政府總攬政務，公布法律，統(tǒng)帥全國海陸軍，制定官制官規(guī)，任免文武官員等，但行使職權時，須有國務員副署。受參議院彈劾時，由最高法院組成特別法庭審判；
法官有獨立審判的權利。它否定了集大權于一身的封建君主專制制度。此外，還規(guī)定了“人民有保有財產及營業(yè)之自由”。體現(xiàn)了發(fā)展資本主義經濟的要求。臨時約法是辛亥革命勝利的重要成果，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1914年5月被袁世凱廢除，由《中華民國約法》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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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簡介：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9時30分），本名孫文，譜名德明，字載之，號日新，又號逸仙。孫中山出生在廣東香山翠亨村（今廣東中山），是中國政治家、醫(yī)師、革命家、中華民族主義者。其流亡日本時，曾有一個廣為人知的化名“中山樵”，之后轉化成為后世常用的“孫中山”慣稱。曾任中國國民黨總理、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tǒng)等職，亦為三民主義思想的創(chuàng)建者。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在北京逝世，陵墓位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1940年，國民政府通令全國，尊稱其為“中華民國國父”。
從“醫(yī)人”到“醫(yī)國”原因：
①民族危機的刺激；
②受西式教育影響；
③國外生活求學經歷。
孫棄醫(yī)從政，充分體現(xiàn)了個人職業(yè)選擇以國家前途和民族未來為重。只有國家獨立富強，個人價值才能更好的實現(xiàn)。
從“改良”到“革命”原因：
①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
②上書失敗認清清政府本質。
關于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有幾種不同的觀點：
第一種觀點認為，孫中山上書的目的是為了觀察上層統(tǒng)治集團的“虛實”，所以需要北上見李鴻章。其實他早已做好了顛覆清廷的準備。
第二種觀點認為，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是因為他是當時識時務的要員，如果李鴻章接受上書，在經濟和政治制度上都進行改革，那么也是挽救中國的一個方法。孫中山尋求的是一個改革的切入點。
第三種觀點認為，孫中山在上書中提到的“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是很一般的改革要求，孫中山的思想是改良主義思想。
第四種觀點認為，孫中山當時上書是既有革命思想又有改良思想。
第五種觀點認為，上書李鴻章是孫中山改造中國的一部分，但他對和平改革的認識太簡單，不過上書是他革命思想走向成熟的一個重要環(huán)節(jié)。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1）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
印度是英國最典型的殖民國家，20世紀初，印度的民族資本主義得到較快增長，印度有了具備一定經濟實力的民族資產階級。然而，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妨礙著印度實現(xiàn)工業(yè)化，英國資本控制著一些重要的工業(yè)部門，如黃麻工業(yè)、制茶業(yè)和采礦業(yè)等。印度資本處于依附地位，印度資產階級要求擺脫殖民統(tǒng)治和改變政治上的無權地位。
（2）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其一，英國的高壓政策。
一戰(zhàn)結束后，英國為了緩和印度人民的反抗、維護對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一方面繼續(xù)推行傳統(tǒng)的“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保護并擴大落后的種姓制度，制造種姓間矛盾，煽動伊斯蘭民族主義者的分裂活動；另一方面采用殘酷鎮(zhèn)壓和欺騙改良相結合的反革命兩面策略。1919年3月在總督的授權下，英國法官羅拉特頒布了一項法案，即“羅拉特法案”。規(guī)定總督有鎮(zhèn)壓之權，殖民當局隨時可宣布戒嚴；不經起訴可逮捕、搜查和監(jiān)督任何一個印度人；不加審訊就可判刑；警察有權解散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等�！傲_拉特法案”的實行，激起印度人民反對英國殖民統(tǒng)治爭取民族獨立的斗爭。
“羅拉特法案”是激起印度人民反英斗爭高潮的導火索。
其二，阿姆利則慘案。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英國為維持對印度的殖民統(tǒng)治，繼續(xù)采取殘酷鎮(zhèn)壓與欺騙、改良相結合的兩面策略。1918年7月，英國殖民當局拋出了使印度“逐漸發(fā)展自治體制”的改革方案，以此來籠絡和利用印度的買辦階級、地主階級等既得利益者階層，分裂和破壞印度的民族解放運動�！傲_拉特法案”激起了全印度人民的強烈反對。4月1日凌晨，在旁遮普邦的阿姆利則市，兩名民族主義者被當局逮捕，隨后約有三萬市民聚集到市政府，要求釋放被捕者。示威群眾遭到軍警鎮(zhèn)壓。4月13日，五萬多人在阿姆利則市廣場集會，繼續(xù)抗議。群眾的集會是和平的，英國軍隊沒發(fā)任何警告便下令開槍，打死近四百人，傷千余人，這就是阿姆利則慘案。阿姆利則慘案進一步激怒了印度人民，甘地領導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由此而起。
其三，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內容。
阿姆利則慘案發(fā)生后，印度的反英情緒高漲，1920年上半年各地罷工達200多次，參加人數達150萬人。1920年12月，國大黨通過了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規(guī)定運動采取漸進方式，大體分三步走：印度人放棄英國殖民當局給予的頭銜和名譽職位；對英國人的立法機關、法院和學校實行普遍抵制；號召家家戶戶恢復手工紡織并抵制英貨；逐步進行抗稅斗爭。 其四，1922年慘案與第一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結束。 甘地的計劃得到了各階層人民的支持，1921年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入高潮。這一年各地罷工396次，參加者60余萬人，甚至部分地區(qū)出現(xiàn)農民拒繳租稅和武裝暴動。但是，到了1922年，由于群眾斗爭突破了非暴力的界限，甘地及國大黨決定停止這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使印度的民族反帝運動暫時走向低潮。這反映了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反帝斗爭中的動搖性和妥協(xié)性。
（3）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1929年開始的世界性經濟危機，嚴重地打擊了印度的經濟，特別是種植單一經濟作物的地區(qū)。危機中，英國壟斷資本進一步加強對印度的壓榨和掠奪，從而加劇了社會的各種矛盾，導致30年代初印度人民的反英斗爭重新高漲。
第二次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是從1930年3月12日甘地發(fā)動的“食鹽進軍”開始的，他們在海濱自制食鹽，號召人民反對“食鹽專賣法”。印度人民沖破“和平抵抗”原則的束縛，將第二次不合作運動推向了高潮。英國殖民高層采取了反革命的兩手策略：一方面鎮(zhèn)壓反英斗爭，頒布特別法令，宣布國大黨等不受法律保護，實行戒嚴，禁止群眾集會和示威游行。另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的手法，同國大黨談判，允許國大黨領導在獄中開會研究不合作運動問題，同意印度建立責任自主政府。經過斗爭，殖民當局被迫改變策略，釋放了甘地，撤銷取締國大黨的禁令，允許沿海人民煮鹽，甘地亦停止了不合作運動。
“食鹽進軍”是一次典型、悲壯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
（4）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新發(fā)展
二戰(zhàn)期間，甘地明確提出了“英國退出印度”的主張，再次發(fā)出不合作的號召，并因此再次入獄。二戰(zhàn)后，隨著英國殖民主義勢力的衰弱和印度人民的激烈反抗，英國殖民當局開始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實行印巴分治。1947年，最后一任駐印總督蒙巴頓公布了“印度獨立方案”，即“蒙巴頓方案”。同年秋，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別獨立。在為祖國獨立解放而奮斗的同時，甘地為消除種姓制度、消除宗教紛爭，開始了艱苦的“赤腳朝圣”，周游全國。1948年初，甘地在德里被印度教極端分子殺害。印巴獨立標志著英國190年殖民統(tǒng)治的結束，但是，這種根據宗教原則的分治，給日后印巴兩國帶來了嚴重后果。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的主要內容及評價：
1、內容：
甘地提出的“非暴力不合作計劃”，規(guī)定運動采取漸進方式，大體分三步走：
印度人放棄英國殖民當局給予的頭銜和名譽職位；
對英國人的立法機關、法院和學校實行普遍抵制，號召家家戶戶恢復手工紡織并抵制英貨；
逐步進行抗稅斗爭。
2、評價：
“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tǒng)治，增強了印度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反映了印度人民要求獨立的愿望，促進了印度人民的團結，為印度的獨立奠定了基礎。同時，“非暴力不合作運動”把民族運動局限于非暴力的框架內，影響了民族運動的進一步發(fā)展，這反映了印度民族資產階級在反帝斗爭中的動搖性和妥協(xié)性。
相關高中歷史知識點：凱末爾改革
凱末爾簡介：
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蒂爾克（土耳其語：MustafaKemalAtatürk，1881年5月19日－1938年11月10日），土耳其軍官、改革家、作家和領導人，土耳其共和國第一任總統(tǒng)，被譽為現(xiàn)代土耳其的肇建者。凱末爾最為人所知是他在一戰(zhàn)杰出的軍事能力，同時伴隨著奧斯曼帝國的崩解，他帶領土耳其國民運動并成功在安卡拉建立獨立政府，以杰出的優(yōu)越能力解放了國家并建立了現(xiàn)今的土耳其共和國。1934年11月24日土耳其國會向凱末爾賜予“Atatürk”一姓，在土耳其語“Ata”就是父親，“Atatürk”就是“土耳其人之父”之意。1938年11月10日逝世。
凱末爾改革內容及意義：
在取得反帝民族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凱末爾政府進行一系列重大改革，使土耳其走上了現(xiàn)代化道路。
1、政治方面：
凱末爾政府在1922年廢除了素丹制度，1923年宣布建立共和國，1924年廢除了哈里發(fā)制度，實行國家制度的世俗化。原來的奧斯曼帝國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神權國家，素丹不僅是帝國的最高統(tǒng)治者，是臣民的君主，而且兼任哈里發(fā)。哈里發(fā)是全世界伊斯蘭教的最高領袖，正統(tǒng)穆斯林的精神首腦。因此，政教合一的素丹哈里發(fā)制度，極大地加強了奧斯曼帝國的封建制度，在思想和政治上嚴重地束縛了人民，是造成土耳其落后、貧弱的主要因素，也是社會進步的障礙。1922年11月，土耳其大國民議會正式決定廢除素丹制度，1924年3月又正式廢除了哈里發(fā)制度。
2、教育和文化改革：
1924年凱末爾政府通過法令，關閉了宗教學校，取消了公立、私立學校的宗教課程，實行宗教與學校教育相分離的政策。學校教育擺脫了宗教的控制和束縛，由政府教育部管理，開始實行完全的普通教育。在學校教育方面，政府注意實行小學義務教育，在農村建立五年制小學；同時發(fā)展各類專業(yè)學校，培養(yǎng)各種專門人才；高等學校也有擴大。
字母改革在文化教育改革中占有重要地位。凱末爾政府堅持實現(xiàn)土耳其字母的拉丁化。凱末爾還身體力行，親自授課，教人們如何掌握新字母，被稱為“首席教師”。隨著教育和文字的改革，掃盲和初級教育得到較快發(fā)展。1929年，全國有六十多萬人進入國民學校學習新字母，有150萬人在幾年內摘掉了文盲的帽子。
3、法制改革：
政治與宗教分離必然導致法律與宗教分離。1924年3月，土耳其政府撤銷了宗教基金事務部，廢除了宗教法和宗教法院，確立了國民議會的立法權。1926年2月7日，大國民議會頒布了以瑞士民法為藍本的《民法》，以意大利刑法為藍本的《刑法》，瑞典訴訟法為藍本的《刑事訴訟法》，德國商、海法為藍本的《商法》、《海上法》等，并做出規(guī)定，在總統(tǒng)、議員和政府官員宣誓就職時，不再用宗教儀式，而是表示向國家、法律和人民負責。特別是1924年4月大國民議會正式頒布的新憲法第一條明確規(guī)定“土耳其的國體是共和國”，它還指出“國家主權無限制地和無條件地屬于國家”，實際上從法律上根本否定了素丹、哈里發(fā)和各級神職人員的統(tǒng)治權和政治特權。土耳其人民在法律領域內擺脫了宗教法的束縛，從而獲得了現(xiàn)代人世俗化的生活環(huán)境，尤其是廢除了男女不平等的規(guī)定，占半數人口的婦女在政治和社會上的權利得到承認。此外，凱末爾政府還采取措施，破除一系列束縛婦女的陳規(guī)陋習，大大提高了婦女在社會中的地位，這具有解放婦女的進步意義。
4、經濟方面：
民族獨立戰(zhàn)爭勝利后，政府以“國家主義”來發(fā)展民族經濟，主張“經濟應該由國家控制”，把一些與社會利益有關的企業(yè)和機構收歸國有，但并不排斥私人資本，給私人資本提供各種優(yōu)惠。國家以國營銀行作為經濟杠桿，調節(jié)公私經營企業(yè)的經濟行為。對外國資本采取限制和利用的政策，政府以贖買方式收回了外資經營的鐵路、港口、礦山和公用事業(yè)，建立起國家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yè)。由于采取了上述政策，土耳其的工業(yè)和交通運輸有了明顯的發(fā)展，1938年比1929年工業(yè)總產值增長80%。凱末爾政府的措施，為土耳其國民經濟的現(xiàn)代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礎。
5、農業(yè)方面：
1925年大國民議會通過法令，廢除了封建的什一稅。但在解決農民土地問題上，直到1936年，政府才通過關于贖回地主土地分給無地少地農民的決定，成效不大。
凱末爾主義原則：
凱末爾主義，這實際上是一種東方的“世俗改革型”的民族主義，主要內容包括在六項原則之中：
（1）共和主義或民主共和主義，體現(xiàn)了反對專制主義，堅持資產階級共和國的國體原則；
（2）民族主義，體現(xiàn)了保衛(wèi)土耳其的領土完整、民族獨立和國際上應有地位的原則；
（3）平民主義，體現(xiàn)了公民主權，即國家主權屬于全體公民和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則；
（4）國家主義，體現(xiàn)了以國營經濟為基礎，同時積極鼓勵私人工商業(yè)和堅持獨立自主地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原則；
（5）世俗主義或反對教權主義，體現(xiàn)了反對伊斯蘭封建神權勢力干預國家政權、法律、教育和社會生活的原則；
（6）改革主義，體現(xiàn)了反對滿足現(xiàn)狀、盲目保守和聽天由命的思想，體現(xiàn)了堅持不懈進行社會經濟改革的原則。
凱末爾改革影響：
20世紀20年代開始的凱末爾政府的改革，促使土耳其走上民族國家復興和現(xiàn)代化的道路，它代表了土耳其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
改革的中心內容是反帝反封建，而反神權是反封建的重要內容之一。
1、政治方面，政權、社會同宗教的分離，有助于鞏固民族獨立和共和制度，具有極大的進步意義；
2、經濟方面，基本上改變了封建的、半殖民地的生產方式，使土耳其基本上擺脫了封建主義的束縛和帝國主義的奴役，初步發(fā)展了民族資本主義；
3、化教育和社會習俗的改革，振奮了民族精神，堅定了人們的民族自信心。因此，凱末爾的改革是同時代亞非半殖民地國家中惟一取得成功的一次改革。
4、末爾在政治和社會改革中存在明顯的不徹底性，經濟改革的缺陷是：
國營企業(yè)管理不善，缺乏效率，忽視了農業(yè)的發(fā)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影響到最大資源的開發(fā)。
對凱末爾改革的幾點評價：
末爾為土耳其選擇世俗化發(fā)展方向具有非凡的遠見和魄力。近代以來，在伊斯蘭國家，伊斯蘭教旨主義和世俗化成為兩種并存的趨勢。世界在不斷地發(fā)展變化，無論在科學技術還是在思想文化方面，都表現(xiàn)為強者為先。而奧斯曼土耳其與時代相比，則顯得過于沉重，拖著龐大卻不堪一擊的軀殼蹣跚于歷史之后。用一句話概括而言，此時的奧斯曼土耳其已失去生存和競爭的機制。而主要原因便在于宗教在國家、政治體制和社會生活方面對人們的思維與行動進行層層包裹，使國家日益沉重落伍，沒有生氣。在軍事勝利之后，凱末爾毅然為土耳其選擇了世俗化方向，凱末爾要為土耳其引進新的生存機制，將土耳其推向世界，在與世界共同前進中謀求自身的發(fā)展。而這一切并非一兩個法令便可以改變，在凱末爾面前有著重重的困難。幾個世紀以來，伊斯蘭教無論在人們的思想上，還是行為上都已內化為一種感情傾向。土耳其人對哈里發(fā)的愚忠，而且世俗化改革不僅會引起本國人民本能的憤怒，還會招來整個伊斯蘭世界的不滿。哈里發(fā)制的廢除也使土耳其不再擁有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這一切都在考驗著凱末爾，而凱末爾以堅定的態(tài)度為土耳其選擇了世俗化的方向。歷史正是被這些有遠見卓識且勇敢堅定的人所譜寫的。
改革中的西化是為了促進民族的獨立。凱末爾推行世俗化的目的是在于把國家推向現(xiàn)代化，為國家引進新的生存機制。而凱末爾在改革過程中都是以西方科學技術和思想文化為標準的，在拋棄舊文化的同時，進行了全盤西化，而全盤西化與土耳其民族發(fā)展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在這方面凱末爾心里有三點明確的認識。首先，凱末爾承認現(xiàn)代西方文明的先進地位，西方征服世界靠的就是自身先進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強者為上，現(xiàn)實不會因為哪個國家在歷史上曾經有過輝煌而對它的現(xiàn)在表示同情。再者，土耳其要生存就要引進新的機制，給自身以活力。而這個新的機制在凱末爾看來就是要向西方靠攏，只有現(xiàn)代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學技術能挽救土耳其。第三，凱末爾明確強調西化的目的是為了增強自身實力，促進自身發(fā)展，為自己贏得真正獨立的資本，而絕非倒向西方。凱末爾在改革過程中表現(xiàn)的極端西化這一點，在現(xiàn)代史的改革浪潮中是非常顯著的，但凱末爾的極端西化是由于凱末爾深感土耳其的落后和凱末爾極端化的性格造成的。凱末爾的出發(fā)點是為了民族獨立，而且也收到了實際效果。
凱末爾改革是一次資產階級民主改革，以世俗化為主要內容，廢除了伊斯蘭教在土耳其的傳統(tǒng)地位，力爭從政治體制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將國家推向現(xiàn)代化，而在現(xiàn)代化方面，則是以西方文明為標準的。凱末爾改革雖是以世俗化為主要內容，但也涉及經濟領域。不管對凱末爾改革有何種評價，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凱末爾改革的歷史功績：現(xiàn)代土耳其在各個方面所遵循的原則，基本上是凱末爾時代留下的。戴維森在《從瓦解到新生》中這樣寫道：“雖然土耳其在他（凱末爾──引者注）死后走過了漫長的道路，但這個國家所遵循的原則基本上還是他生前制定的指導方針：建立及捍衛(wèi)疆域有限的土耳其民族國家；啟迪土耳其人民的民族意識；擺脫伊斯蘭教對國家法律和教育的控制；不但要物質生活西化，人們的思想及風俗習慣也要西化……”
──李麗潁：“試論凱末爾改革”，載《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
耳其的改革也有缺陷，這主要表現(xiàn)在政治方面。土耳其共和國沒有給予公民應有的權利。雖然書籍和刊物比較自由，國內也沒有恐怖氣氛，但仍沒有民主。凱末爾曾想創(chuàng)建一個反對黨，但一當這個黨真正成為反對黨時，他就被嚇得退避三舍，急忙宣布解散。在實施國家主義階段，政府也想在其中加強控制。1931年1月，一個半官方報紙甚至宣布政府將在全國“創(chuàng)立一個類似法西斯組織的青年組織”。共和人民黨實行一黨專政，該黨占據著國家的各級領導職務，粗暴地對待持不同意見的人�？偨y(tǒng)也實行終身制。不同意見沒有發(fā)表的正常渠道。這些現(xiàn)象同后來土耳其政局的動蕩，軍隊的干預無疑有直接關系。
──彭樹智主編：《二十世紀中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7-88頁。
本文來自：逍遙右腦記憶 http://www.douzifanli.com/gaozhong/5005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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