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梭倫改革的積極意義：

1、消滅了債務奴隸制，穩(wěn)定了小農經濟，確保了雅典公民經濟上的獨立，為雅典民主政治提供了物質基礎。
2、按財產劃分社會等級的措施擴大了享有政治權力者的范圍，通過權力的重新分配，越來越多的人享有政治權力。
3、促進了工商奴隸主階層的崛起，鞏固了貴族奴隸主、工商奴隸主、平民三足鼎立的多元社會格局，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社會基礎。
4、梭倫的政治改革完善了雅典的國家制度，為普通公民參與國家政治提供了制度保證，為民主政治建立提供了制度保障。

克利斯提尼改革：

1、時間：
公元前6世紀末，克利斯提尼推行改革
2、主要內容：
①以10個新的地域部落代替舊的4個血緣部落；
②建立五百人會議，代替四百人會議，進一步削弱貴族勢力；
③設立十將軍委員會；
④制定陶片放逐法，防止僭主政治。
3、作用：
以新的地域組織代替原始血緣組織；使所有公民有機會參加政治事務，使雅典牢固地確立了民主體制。

克里斯提尼及其改革：

克里斯提尼出身于雅典名門大族，公元前509年，他依靠平民驅逐斯巴達支持的貴族派代表薩洛拉。公元前508～前507年，出任執(zhí)政官，推行改革。改革后，雅典以新的地域組織，代替了原始的血緣組織，一般認為，它標志著雅典國家的最終形成。他的改革使雅典所有公民都有機會參與國家最高級的政治事務，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克里斯提尼的改革比梭倫的改革“要民主得多”�？死锼固崮岣母锏闹饕獌热莅�括以下幾方面。
1．廢除傳統(tǒng)的4個血緣部落而代之以10個新的地區(qū)部落，按新部落體制進行選舉。
實際上這些新部落就是城邦的選舉區(qū)，僅襲用部落之名而已。由于雅典政壇上早有平原、山地、海岸三派之分，新部落的組成就注意到在消除氏族貴族影響的同時，也注意糅合三派，因而組成比較復雜。其辦法是每一地區(qū)部落都包括三個位于上述三種地區(qū)的“三一區(qū)”，例如新組成的名為潘迪奧尼斯的地區(qū)部落就包括位于海岸的三一區(qū)米里諾斯，位于山地的三一區(qū)派阿尼亞，位于平原的三一區(qū)古達特內昂，三地合一而成新區(qū)。這個辦法巧妙地利用了原來血緣部落也分三個三一區(qū)的傳統(tǒng)，只是舊三一區(qū)是按胞族劃分，現(xiàn)在則按地區(qū)戶籍組成，而且兼容平原山地海岸三部分。正是在徹底按地區(qū)組成這一點上，克里斯提尼改革沉重打擊了氏族貴族，使他們依靠舊的氏族血緣關系影響選舉成為不可能，雅典的國家組織也由于擺脫氏族關系的殘余而完全形成了。
2．在組成新的選區(qū)之后，克里斯提尼便以10個部落各選50人組成新的五百人會議，取代梭倫的四百人會議。
五百人會議的成員是所有公民不分等級皆可擔任，比四百人會議更民主。選舉辦法也有創(chuàng)新：各選區(qū)基層單位（相當于村莊的德莫斯）按人口比例確定的名額在合格候選人中抽簽產生。這樣一來，每個身體健康并關心政治的雅典公民，原則上都有當選五百人會議成員的權利，實際上在他一生中也只有一兩次獲選的機會。五百人會議的權力也更為擴大，除了為公民大會準備議案、所有議題均先由它討論并由它主持公民大會外，它又在公民大會閉會期間負責處理國家日常政務，由其500成員按部落分為10組，在一年內輪流值班，稱為“主席團”，每組50人內部也是輪流抽簽值班，而在每人值班那天，他便是雅典國家地位最高的公職人員，有權主持公民大會、接見外國使團。
3．軍隊組成的改動。以前按血緣部落征兵的辦法現(xiàn)在改為按地區(qū)部落征兵，每部落提供一隊重裝步兵、若干騎兵及水手，并且選舉一名將軍為統(tǒng)領。10名將軍組成將軍委員會，由軍事執(zhí)政官任主席。將軍之職按公民自費服役的傳統(tǒng)，不僅沒有薪餉而且要由自己出資裝備一切（包括勤務兵），因此只有家產豐厚的人才愿意和可能擔當。所以，它始終不搞抽簽而只由選舉產生，并可連選連任（但也可以隨時罷免），后來這一職務便成為奴隸主上層掌握的要職，對雅典政局影響較大。
4．行陶片放逐法（陶片是指選票），它是按公民投票來決定是否對某一公民實行政治放逐，因投票時把定罪人的名字寫在陶片上而得名。每年由五百人會議提請公民大會討論是否應行此法，若大會同意就召開全體公民集會進行投票，只要出席人數(shù)達到6000而某人獲多數(shù)票就要流放國外10年，但不動其財產。這個放逐法對那些不受群眾歡迎的頭面人物（往往是貴族）是很大的威脅，不失為民主政治的一個重要工具。

確立財產等級制度：

1、目的：打破貴族的世襲特權；
2、原則：財產的多少；
3、方法：公民每年的總收入折合成農產品計算財產，按財產的多少劃分四個等級。

改革權力機構，建立“四百人會議” ：

1、目的：進一步打破貴族的專權
2、措施：
（1）恢復公民大會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
公民大會是古希臘城邦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主要職權有有權決定戰(zhàn)爭、媾和等國家大事，并有權利選舉國家公職人員。梭倫改革的最大進步之處就在于將參加公民大會的成員擴大到了包含第四等級在內的所有公民，這就打破了公民大會做為貴族政治的附屬品的局面，大大提高了廣大公民參政議政的積極性，削弱了貴族長老會議的權力，是雅典政治民主的一大進步。
（2）組成“四百人會議”作為公民大會的常設機構：
“四百人會議”的設置，即是雅典政治的進步表現(xiàn)，又是雅典民主政治局限性的集中體現(xiàn)。首先，參加“四百人會議”的成員只有雅典最初的四個部落；其次，第四等級公民和其他人如奴隸、外來人無權參加“四百人會議”；再次，“四百人會議”實際執(zhí)掌最高統(tǒng)治權。所以，“四百人會議”的設置，在雅典政治民主化的進程中所起的作用只是打破了世襲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使新興的工商業(yè)奴隸主有權參與到政治管理中來。
（3）設立公民陪審法庭作為最高司法機關：
梭倫改革首創(chuàng)陪審法庭制度，這是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措施，是公民“參與審判”權利的表現(xiàn)，是雅典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公民陪審法庭有審查任何訴訟案件、起訴已判決案件的權利。陪審員從各個等級的公民中抽簽產生。這就打破了貴族對司法審判權的長期壟斷。梭倫還廢除了許多嚴刑峻法，制訂了一些新的法律。在梭倫改革前，雅典行使的德拉古法以嚴酷著稱，對偷竊水果、懶惰等過失都要判處死刑。人民指責它不是用墨水所寫，而是用血寫的。梭倫改革了這一酷刑，規(guī)定除殺人罪外其他罪犯都不得處以死刑。任何公民皆有權提出控告。這是古代雅典尊重人權的一個表現(xiàn)。
3、影響：
（1）打破了貴族壟斷政治的局面，使工商業(yè)奴隸主有權參與國家政權，中下層平民也取得一些民主權利；
（2）有限的津貼使農民手工業(yè)者無法經常參政，實質是奴隸主階級內部的民主。

鼓勵發(fā)展工商業(yè)：

1、目的：鼓勵發(fā)展農工商業(yè)，擴大平民就業(yè)機會，壯大雅典城邦實力。
2、措施：
（1）農業(yè)：禁止糧食出口，抑制糧價；改進水渠灌溉系統(tǒng)，提倡種植經濟作物；鼓勵自給有余的橄欖油等經濟作物出口。
（2）手工業(yè)：規(guī)定凡雅典公民必須讓兒子學一門手藝，吸引鼓勵有技術的外國人遷居雅典。
（3）商業(yè)及其他：改革幣制和度量衡；確定私有財產繼承自由的原則；倡導節(jié)儉，抑制奢侈浪費；懲罰游手好閑之徒。
3、影響：推動了雅典社會的發(fā)展。

梭倫改革基本特點：

梭倫改革的特點從目的上看，其主要目的是消除社會矛盾，穩(wěn)定社會秩序；
從措施上看，很多措施都帶有“折中”色彩；
從立場上看，對貴族和平民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政策．但自身卻站在工商業(yè)奴隸主的立場上；
從結果上看，既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定了基礎，又帶有不可避免的歷史局限性。

雅典民主政治確立的進程：

1、公元前6世紀初，梭倫改革，為雅典民主政治奠基；
2、公元前6世紀末，克利斯提尼改革，進一步促進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形成；
3、公元前5世紀中后期，伯利克里改革，標志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終確立。

梭倫改革是雅典民主政治的奠基石：

梭倫改革中解負令將廣大平民從債務奴隸制的枷鎖中解放出來，成為享有自由權利的公民，形成了民主政治必須具備的公民群體；
以財產多寡來確定公民的政治權利打破了貴族專權的局面，使工商業(yè)奴隸主分享了政治權利，也使下層平民獲得了一定的公民權利。
以財產資格取代血緣資格這就根本上瓦解了貴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基礎；
恢復公民大會設立四百人會議與設立公民陪審法庭等國家權力機構的改革措施打破了享有世襲特權的貴族對國家政權的壟斷，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公民參加國家事務的政治權利。
克里斯梯尼改革與伯利克里改革正是在梭倫改革的基礎上繼續(xù)沿著梭倫的方向推進改革，才使得雅典城邦民主政治最終確立。

梭倫改革的社會歷史背景：

梭倫改革之所以會發(fā)生，有著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這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理解。
其一是公元前8至前6世紀平民與貴族的尖銳矛盾，致使雅典面臨著深刻的政治危機。在當時，在政治上，貴族不僅占據(jù)了所有重要的國家官職，而且還把持了作為最高決策機關、監(jiān)察和審判機關的長老會議。平民則毫無政治權利可言，由平民組成的公民大會形同虛設。在經濟上貴族還控制了城邦的經濟命脈，通過高利貸、土地兼并等方式盤剝平民。平民處境不斷惡化，紛紛破產，無力還債的平民債務人及其家屬從此被束縛在土地上，被迫向債權貴族交納六分之五的收成作為地租，自留六分之一，因此被稱為“六一漢”。此外，所有的借款或租地都要以人身作為抵押，平民本人及家屬因債務或交不起地租而淪為債務奴隸。由此，平民的反抗不斷出現(xiàn)，并醞釀出公元前632年的“基倫暴動”。在此嚴峻的形勢下，司法執(zhí)政官德拉古在公元前621年把當時的習慣法編訂為成文法，限制貴族任意解釋習慣法。然而，該法典仍然維護貴族既得利益，如允許債務奴役，對偷竊蔬菜水果者均處死刑等等，被后世稱為“血腥法律”，不可能化解雅典所面臨的政治危機。
其二是工商業(yè)奴隸主階層的興起，促進了雅典的社會政治改革。這一時期，隨著農業(yè)、手工業(yè)與外貿的發(fā)展，工商業(yè)奴隸主階層逐漸形成。他們不滿舊貴族的政治專權，要求參與城邦政治，并卷入了當時的政治紛爭。工商業(yè)奴隸主階層一般住在沿海地區(qū)，被稱為“海岸派”，他們不像“平原派”的舊貴族那樣靠放高利貸、收地租和奴役債務奴隸來牟利，而主要關注發(fā)展海外貿易，掠奪外邦奴隸與財產。
他們一方面對無法參與城邦政治強烈不滿，要求打破平原派的政治專權；
另一方面因經濟上富有，也反對屬于下層平民的“山地派”徹底改革的激進要求，主張實行溫和的改革。不過，在反對貴族專權上，新興工商業(yè)奴隸主和平民是一致的，他們借助于平民的力量向貴族施壓，呼吁改革。
正是在上述社會歷史背景下，梭倫登上政治舞臺而發(fā)動改革。他社會閱歷豐富，具有振興雅典城邦的政治理想。在收復為墨加拉侵占的薩拉米斯島的斗爭中，梭倫既激發(fā)了雅典公民的愛國主義激情，也樹立起良好的政治形象，由此而在公元前594年被推選為首席執(zhí)政官，全面推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