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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史料是由事件當事人或事件親聞者對歷史事件發(fā)生時的場景、氣氛、經過、影響等情況進行口述,由收集者將口述內容以文字、聲像等形式進行記錄整理之后所形成的資料,這些資料的內容往往無法見諸于檔案文獻,但是對于豐富歷史記錄的內容、彌補歷史記錄的空白具有重要的價值。

民國時期的四川是鴉片種植的集中地,鴉片的產量最高、質量最好,當然對社會毒害也最深。面對這一現(xiàn)實,當時四川省政府制定了諸多嚴厲的法律法規(guī)、方針政策進行禁煙,卻收效甚微。據(jù)此推斷,問題應該出在政策的貫徹執(zhí)行上,也就是當時的政府官員是怎樣辦理禁煙事項而導致成效甚微的。目前涉及這方面內容的檔案我們很難找到,而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四川省委員會、四川省省志編輯委員會曾經出版的《四川文史資料選輯》中刊登了一些曾經親歷過禁煙運動的人員講述當時禁煙詳情的文章。透過這些親歷者的口述記錄,我們得以還原當時的歷史現(xiàn)實,總結煙土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為做好當前禁毒工作提供歷史借鑒。

1、民國時期四川禁煙口述史料的特點

(1)來源可靠,真實可信

《苦憶四川煙禍》的講述者謝藻生,當時的職務為四川禁煙善后督辦賀國光的秘書;《解放前滎經煙禍略憶》的講述者為陳耀倫,時為民國時期川軍二十四軍少將副官;《劉湘、蔣介石在四川的鴉片禁政》的講述者周介眉,時任崇德進出口貿易公司經理,該公司系四川軍政要人潘文華之弟潘昌猷創(chuàng)辦;《蘆山鏟煙親歷記》的講述者楊若瑜,時被劉文輝委任蘆山縣縣長。從身份上來看,這些講述者具有很明顯的代表性,所有講述者均親歷了民國時期四川的煙禍時代,有的是執(zhí)行禁煙活動的領導者,有的作為商人直接參與了煙土的買賣,也有的作為軍閥間接謀取到了煙利。因此,這些史料的來源應是可靠的。而且,拋開不可避免的主觀性而言,毋庸置疑的是,他們對于當時歷史現(xiàn)實的揭露都是一致的,他們所講述的事件內容也應該都是真實的。更為重要的是,尤其是陳耀倫,新中國成立后曾在四川省文史館任館員,更加清楚口述史料形成的真實性要求。

(2)語言直白,通俗易懂

由于官方文件具有較強的權威性,內容的表達官腔較重、言簡意賅,文件的格式統(tǒng)一規(guī)范,表達的方式以議論、說明為主,記敘的部分很少,除非是想通過某一具體事件說明一定問題的時候會使用記敘,因此在利用這些文件進行史料研究時會給閱讀者造成較強的嚴肅感。而口述史料則不同,它的形成者為單獨的個體,不代表政府單位發(fā)言,不需要注重用詞上的字斟句酌,也不要求句式表達的嚴謹性,在語言的表達上帶有極強的隨意性,講述者通過通俗易懂的話語,主要以記敘的表達方式將曾經發(fā)生的事情講述清楚,而且其間可以表達個人的觀點和看法。雖然口述史料的收集者將這些口述記錄公開時要進行加工整理,但也基本是口述者原話的公開,比如周介眉在《劉湘、蔣介石在四川的鴉片禁政》中提到:"二十一軍設有'軍實科',由劉湘的舅子周虎成當科長,他同幫會打成一伙,就在軍事機關里制造嗎啡原料'粗子(坯子)',走私運到上海賣了,買回槍彈來殺害人民"[1].可以看出,與官方文件的嚴肅性相比,口述史料語言直白、通俗易懂的特點一覽無余。

(3)內容豐富,形象立體

由于鴉片能帶來巨大的經濟利潤,各方軍

閥以鴉片收入作為主要財源,被稱為軍隊的經濟命脈,因此在禁煙的過程中,對于政府的禁煙文件,很多官員都是在做表面文章。實際上呢?在下鄉(xiāng)監(jiān)督鏟煙的過程中,按照楊若瑜所講:"我坐在客廳里,由幾個像樣的士紳陪著,閑談一些地方風景人物。我又垂詢一些地方民情,表示關懷民情的樣子,連鄉(xiāng)公所的大門都沒有跨出一步。這樣鬼混了半天,就坐上轎子閉起眼睛回城。究竟該鄉(xiāng)種煙多少?真實情況如何?我連問都不敢問。明知遍地是煙,根本一株也沒有鏟"[2]175.同時,各鄉(xiāng)表面唯命是從,實則極力采用迂回戰(zhàn)術,采取盛情款待、大送禮金之手段,然后求得風平浪靜、相安無事的結果。尤其在鏟煙的過程中,各種弄虛作假、徇私舞弊的丑態(tài)可謂展示得淋漓盡致。舉例來說,鏟煙,應是把煙苗鏟死,阻止其再生長。但是鑒于利益的誘惑,各鄉(xiāng)鄉(xiāng)長是肯定不舍得鏟的,命"鏟煙者輕輕地把煙苗旁邊的土翻動了一下,有的把煙苗連土一起鏟起讓它傾斜在地里"[2]179,因為這樣做,等到巡督走后,他們可以把離土的煙苗扶正,煙苗又可以繼續(xù)生長了。從口述者的描述中,我們可以栩栩如生地再現(xiàn)那一幅幅可笑的畫面,透視出那些人唯"煙"是圖的嘴臉。

2、民國時期四川禁煙口述史料的作用

(1)為揭露當時政府的禁煙實情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

從復原歷史的角度來看,口述史料具有得天獨厚的優(yōu)勢。檔案比較偏重于記錄統(tǒng)治階層在行政管理過程中的政治活動,所以與檔案信息的嚴肅性相比,口述史料記錄歷史的幅面較為廣闊,能夠將諸多口述者親身經歷的、親眼看見的、親耳聽說的社會生活真實地表現(xiàn)出來,而且呈現(xiàn)的多是有血有肉的諸多個案記錄,是彌補歷史空白、豐富歷史生活記錄的重要來源。

以蔣介石對禁煙的態(tài)度為例:在其入川參謀團呈文中說,"統(tǒng)一四川政治,必先取消防區(qū)。限制擴軍,必先禁煙。"關于煙利的問題,四川省政府發(fā)表的《省財政報告》《防區(qū)財政報告》等文件在外人眼中純粹就是官樣文章,沒人相信,因為對于鴉片的收入,深諳其中的軍閥都諱莫如深。而張為炯卻道出了實情:"以硬銀元作例,西康或雅安的煙價每兩售一元至二元,運到成都最低售三四元;有時缺貨買主多,可以售八九元一兩。雅安的煙,一天可到達成都,轉手間即獲幾倍的利"[3].因此,為加強對四川的政治統(tǒng)治,分得一杯鴉片羹,蔣介石特在宜昌設立特稅處,專門征收四川煙土的出口稅,寓禁于征,禁煙的真相昭然若揭。

(2)為了解當時鴉片對社會民眾的摧殘?zhí)峁┝讼鑼嵉淖C明

由于軍閥常年混戰(zhàn),社會動蕩不安,民眾生活日益窘迫,很多人為轉移這種精神與身體上的痛苦,染上了煙毒。且由于政府暗中鼓勵鴉片的種-販-運-吸,造成鴉片市場的膨脹,吸煙的人越來越多,四川的煙館隨處可見,甚至家中備煙已成為人們的待客之道,全家吸煙的事情也時有發(fā)生,對此,民間傳有戲謔的打油詩為證:"一家五個人,個個點煙燈,神仙吹玉笛,香霧帳中騰",形象描述了癮君子們的醉生夢死。隨著鴉片在社會生活中的滲透,人們對于鴉片也產生了畸形的認識。有的家長為了使兒子靜待家中,不至于出去到處惹是生非,竟然訓練兒子吸毒,以期成癮,從而羈縻在家。甚至有的貧苦民眾為了吸毒拋棄妻子、傾家蕩產。邵獻書講到"安科鄉(xiāng)的苦斯呷家,原有不少土地,娃子 4家,以后 3 人吸食鴉片,不但土地、娃子賣光,最后連自己的兒子也被賣了。"[4]

此外,對以種地為生的廣大勞動人民來說,被政府強迫種煙,并征收名目繁多的苛刻稅種,不種的話就征收高額的"懶捐",對繳不起捐稅的農民施以酷刑,逼得民眾家破人亡。充分說明了鴉片給勞動人民帶來的深刻危害。

(3)為當前我國防毒拒毒工作的開展提供深刻的歷史借鑒

對于民國時期的四川鴉片,民間有這樣的說法:"年年種煙,年年禁煙,年年鏟煙,年年收煙,年年因禁煙而殺人,年年因種煙而獲利"[5],直接劍指利潤是造成民國時期四川煙土屢禁不止的原因,也是民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原因。隨著社會的發(fā)展和進步,四川的煙禍已經成為歷史,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們不應該忘卻這段苦難的歷史,而應該將四川人民遭受煙禍的這段歷史深深地銘記,這樣我們才會更加珍惜現(xiàn)在安穩(wěn)的幸福生活。拒絕毒品,珍愛生命。不可否認的是,當前,在我們的社會生活中,個別違法犯罪分子依然在為追求毒品的暴利而鋌而走險,個別意志消沉的人員依然在通過毒品尋找刺激,毒品---這顆社會的毒瘤仍舊存在,因此,我們應該以史為鑒,加強毒品預防宣傳教育,提高全民的拒毒防毒意識,以更積極的創(chuàng)新精神去創(chuàng)造愈加美好的未來。

3、結語

綜上所述,民國時期的四川軍閥割據(jù)混戰(zhàn),作為軍閥主要經濟來源的鴉片,成為社會的毒瘤,經過事件當事人的口述史料,我們得以復原當時的歷史,得以了解當時社會大眾的苦難,從而更加珍惜現(xiàn)在的幸福生活。